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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中国法制史知识点：司法制度
(一)诉讼与审判 汉朝的告诉制度又称告劾，分别是指两种起诉形式。告是控告，即由当事人或亲属直接向官府提出控告起诉，相当于现代的自诉;
劾指举劾，即由有关官员代表朝廷或国家对违法犯罪进行纠举弹劾，相当于现代的公诉。汉律沿袭秦律规定，任何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主动举报或告发他人的严重违法犯罪，“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为了强化有关官吏监督纠举违法犯罪的连带责任，汉武帝时期制定了《见知故纵法》，规定“见知人犯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也”。
汉朝对告诉制度有一些限制性规定：
一是自下而上逐级告诉，禁止越诉，但重大冤屈可以直诉于朝廷;
二是除谋反之类的严重犯罪外，一般性犯罪，禁止卑幼控告尊长，违者以不孝罪论处;
三是严禁诬告，实行诬告反坐。 为了监督、检查下级机关的司法审判活动，汉朝创立了录囚制度，又称虑囚，是指由上级官员定期或不定期地提审在押囚犯，复查有关案件，以便及时发现错误并进行纠正。西汉时期，州刺史或郡太守经常巡视下属各县，审录在押狱囚。东汉以后，录囚逐渐制度化，“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有时皇帝也亲自参与录囚，如明帝曾“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录囚制度的创立，对于监督司法审判，能及时发现并平反冤狱，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被后世历代政权长期沿用。
(二)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以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经义内容，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和定罪量刑的标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随之兴盛起来。他曾专门著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作为春秋决狱的指导原则。 根据董仲舒所说的“《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的指导原则，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故其治狱时有出于律之外者”。这实际是以儒家经典的经义内容，作为考察和评判当事人主观动机的标准以及定罪量刑的依据。倘若主观动机违背儒家经义的伦理道德精神，即使不违反法律规定或未造成社会危害，也要定罪量刑;
尤其是首犯，更要加重处罚。反之，如果主观动机符合儒家经义的伦理道德精神，即使违反法律规定，也应减免罪刑。 春秋决狱的实质是在法律规定的罪刑标准之上，又凌驾了一个儒家经义的伦理道德标准，致使司法制度开始走上儒家化道路，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秋冬行刑 秋冬行刑是指除“决不待时”的严重犯罪外，一般死刑不在春夏两季执行，而在霜降以后的秋冬之际行刑。这一传统早在周代就已形成，反映了刑罚执行制度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汉武帝以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提出“天人感应”理论，认为春夏两季主阳，万物生长，不宜刑杀;
秋冬时节主阴，万物凋零，适宜用刑。汉朝将秋冬行刑制度化，既顺应“天道”自然，又符合农业生产的季节时令，因而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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