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下的南北朝:孰为历史主流?
南北朝上承东晋十六国的混乱局面，本身虽仍处于分裂状态，但乱局已经趋于简化，逐渐为隋唐的统一和鼎盛打下基础。至于南朝、北朝哪一方对以后的历史影响更大，学术界的看法和表述不尽一致。
强调北朝重要性的，以钱穆、田余庆、阎步克为代表。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他特别表扬西魏-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法。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后论”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阎步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说:“北方少数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强调南朝重要性的，以唐长孺、牟发松为代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认为，东晋南朝代表着三国西晋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道路，十六国北朝则“走着一条特殊的道路”，是一段插入的“并非必然的过程”，南北朝历史的显著差异，“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不过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或衔接，即南朝化。具体表现包括经济、文化、兵制等几方面。后来牟发松发表《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等论文，进行了更加具体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