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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贞观之治
唐贞观时，太宗君臣以隋亡为鉴，孜孜求政。国家重新统一，继续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科举制和三六部制。修订律令，健全法制，改善吏治，减轻赋税，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李绩、戴胄、马周、长孙无忌等悉心辅政直谏，太宗励精求治，纳谏蔚成风气，致使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户口增加，社会安定，民族关系缓和，中外友好往来增多。史载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民物蕃息”，“号称太平”，故旧史家誉为“贞观之治”。贞观后期，太宗逐渐骄奢，厌烦谏诤，又因连年征战，赋役加重，国家治理情况不如前期。
26.均田制
北魏到唐前期的计口分田之制。从北魏太和九年始，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到唐建中元年(780)废弛，前后约300年。北魏太和九年(485)，李世安上书“均田疏”，提出应该把经济政策重点放在重新分配土地，政府有稳定的地租收入上。具体规定，凡男年满十五以上授露田四十亩，女二十亩，奴婢依良。牛一头授田三十亩，以四牛为限。露田需休耕，授田时加倍或加二倍。露田禁买卖，老死还政府，奴婢与牛所授之田亦同。男子每人另给桑田二十亩，亦不得买卖，但可传子孙。初授田时，先将父、祖遗留之私田计入桑田数，多者得卖其余，少者则买所少，不得多卖多买。不宜种桑地田，改为麻田，男十亩，女五亩，你比依良。新附民，另给宅地，三口给地一亩，奴婢五口给地一亩，又给菜田。地方官按职位高低授公田，其赋法为：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种麻地区以布代帛，数同。丁男未娶，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婢以八口计，耕牛以二十头计。北魏的均田制是在政府掌握大量荒地前提下实行的，旨在使人尽其力，四尽其利，发展生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分配，依旧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的继续。北齐、北周均沿此制而略做变更，北齐男年十八始授田，年六十四退田。北周男年十七授田，年六十五退田。一夫一妇改授田一百四十亩，丁男未娶为百亩。宅田，一家十口以上为五亩，九口以下四亩，五口以下三亩。实际授田亩数往往不足法定应授之数。其赋法为：一夫一妇出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男未娶者减半。种麻地区，一夫一妇出布一匹，麻十斤，丁男未娶减半。丰年全赋，中年减半，下年只纳三分之一。力役，十八岁至五十九岁皆得服役，丰年三十天，中年二十天，下年十天。隋继续推行。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按丁受田，每牛授田六十亩，限受四牛。丁男并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麻。贵族官僚受永业田，多者百顷，少者四十亩。官僚依照品级授田，充分体现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一致性。隋炀帝时，免除妇女及奴婢之课，同时取消对这部分人的授田，缩小授田范围，有利于缓解土地紧张的矛盾，取消奴婢授田有助于社会进步，使得贵族官僚经济利益得到保障。隋的均田制仍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发挥保障赋税征收，限制土地兼并和鼓励垦荒的作用。唐武德二年(619)定租庸调法，七年四月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寡妻妾三十亩。道士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官户受田四十亩。工商者五十亩，狭乡不给。所受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永业田终身不还，可传子孙。受田者年老或死时，口分田交还政府。土地买卖限制放宽，凡庶人徙乡及贫无葬者，得卖永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许卖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者，虽非乐迁亦听和卖。每丁每年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役二十日，不役者每日折绢三尺。从唐文献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均田制确实被推行，但实施程度很不彻底，狭乡一丁受田只三十亩，更少者仅五亩、十亩。由于土地兼并，人口增多，官田甚少。唐均田制最突出的变化，是土地买卖的限制进一步放松，由此看出唐实行均田制的本意是力图维持土地占有的控制。在唐初，均田制的实施适应了社会上存在大量自耕农的现实情况，因事制宜，起到了固定产权、发展生产、确保赋役来源的作用，为帝国强盛创造条件。此制用意是将人民安定于土地之上，进行生产，因此必须有完整的户籍调查记录，才能实行，为了保障均田制实行，原则上政府禁止土地买卖，但由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至天宝时，土地还授已不能实行，实际上徒成具文。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后，完全废弛，但从未颁布废除的法令。
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它具有两重性，既包括国家土地所有制，又包括土地私有制。今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土地纠纷，有助于无主荒地的开垦，因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均田制有利于依附农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使政府控制自耕农数量大增，保证了赋役来源，从而增强专制主义集权制。
27.租庸调
唐代前期的赋税制度。规定课户每丁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产交绫(或绢、絁)二丈，如纳布为二丈五尺，输绫、绢、絁者纳绵三两，输布者纳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以纳绢、布代力役)，每日折绢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十五天免调，三十天则租调俱免，正役和加役不得超过五十天。租调征收时，据收成好坏，定减免办法。凡水旱虫霜灾害，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特殊人户有豁免租庸调权。五品以上官员及皇室、外戚等俱可按规定免赋役，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官吏可免除本人课役，男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等，亦不课。天宝年间，每年收入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万余端。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多少，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绢粟。故唐代客户和不客户的比例为1：1，简言之，一户需承担两户的赋税。租庸调制必须配合以均田扎的施行才能实行，客观上需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及健全的户籍制度才能准确按丁授田及征收赋税。租庸调项目分明，官吏无从作弊，此外百姓所交纳的都是本身已有的，如粟出自口分田，布帛出自永业田，故不需改售农作物为货币的纳税，避免了因物价升降带来的影响。租庸调的税率也较前代轻，如八十亩口分田纳粟二石，约为四十税一，比汉文景三十税一还轻。二十日的庸也低于汉朝三十日的力役。户调二丈，较晋的户调少六倍，除了益于民生外，对唐初国计也有帮助。在租庸调实施期间，由于民户是固定于均田之上，政府有完整的户籍记录，故政府的税收实较稳定，不会有失去预算的情况出现。租庸调和均田制的破坏是相关联的，连续九年的安史之乱，更有力的冲击了租庸调制，激化了土地变异和人口流移，租庸调的根本精神已经无法适应变动的社会，建中元年(780)随着两税法的实行，租庸调正式废止。
28.两税法
唐后期主要税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破坏，居民大量流移死亡，户籍紊乱，租庸调无法征收。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主持改变旧税制度，废除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实施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其基本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主要内容为：①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②不分主、客，一律按当时居住地为准，加纳赋税。③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④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收，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⑤量出制入，全国无统一税率。自此，国家对百姓的征敛重点由税丁转向税产，这一变化影响国家的诸多经济政策，包括对土地兼并开始采取放任态度，重新丈量土地而轻视核查户口等等，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税收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生活有积极作用。户税以钱定数，而货币流通量不足，渐至钱重物轻，农民实际负担随着物价不断加重。一些小的附加税并未包括其中，政府仍有加重剥削的机会。而两税法下土地买卖合法，兼并加剧，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只有逃亡，或沦为佃户、庄客。此后，宋、元、名历代田赋均为夏秋两季征收，亦沿称两税，但具体内容则有不同。一条鞭法推行后，不再用两税名称。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它承认田土自由转移与庶民阶层的分化，课征基准转为户的贫富，确立纳税货币化的税制。定量出为入的赋制，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中叶的赋税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