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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教育是对春秋时期教育的延续与超越。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私学产生于春秋，兴盛在战国。战国私学之盛不只表现为数量，更表现为质量。以私学为据点形成和发展了一些著名学派，人才辈出。各家私学面貌各异，既有教育实践，也有理论造诣，还出现了稷下学宫这样独特的传授形式。私学独擅一时之风流，承担起培养造就人才、传递发展文化的历史使命。战国私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垂范后世。
战国时代的教育思想也显得活跃异常。诸子各因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家与家、派与派之间，既有对立交锋，又有吸取补充，也有融合统一。如墨家的“素丝说”，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虽各持己见，但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教育。法家则贱视人的尊严，抛弃教育与感化。对于人类文化知识遗产，墨家致力于创造，因而有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内容;儒家着意于继承.因而热衷于古代文献的学习与传播。在儒家中.又有着重于内心领悟的孟轲与倾向于知识积累的荀况的不同;道家对人类文明表现了怀疑、悲观乃至对立的情绪，意欲回归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从保守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法家轻视文化传统、采取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从激进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对于个人的完善，墨家的“兼士”自励甚严，学习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儒家的“君子”则是“劳心者”，无论是孟轲的“大丈夫”，还是苟况的“大儒”，都留意于个人的修身与求知，因而对修养与治学深有心得。这些表现了战国时代教育理论思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水平，使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包容度，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