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图。这一点，在奕等人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奕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俄国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所以“灭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具体怎么办?奕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李鸿章的主张与奕基本一致。他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主要有：

　　第一，兴办近代企业。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需要加以解决，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第二，建立新式海陆军。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之议随之兴起。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八九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第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微博]生。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需要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一)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首先，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其次，洋务运动中，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最后，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二)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但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洋务派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这就决定了洋务派企图通过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必然失败的命运。

　　其次，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官僚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无异与虎谋皮。

　　最后，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产品往往质量低下。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人员大多由政府委派，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