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国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生处境尴尬，待遇很低、生活艰难;导师指导有限，甚至常年无从得见;生活圈子狭小，盛产大龄青年和整日无所事事者。更可怕的是，随着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博士毕业生的求职之路也变得艰辛，甚至有人将博士生戏称为“垃圾”人群。(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不排除有些博士开始攻读前系“考博”专业户，盲目报考，对博士生活的清苦和孤独没有准备，可绝大多数脱产的博士生既然选择了学术道路(有的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从前的工作、地位和报酬)，肯定还是钟爱学术、有志研究的。如果因缺乏导师指导和研究经费使自己的几年光阴付之东流，他们自己肯定也是于心不忍。
虽然，博士身份在世界范围内都不是财富和地位的代名词，但博士生和有志于学术研究者，在欧美国家都拥有较高的社会评价和较为优厚的生活保障，既不必为生计奔波、又受到人们的尊敬。反观我国，恢复博士生培养制度二十多年来，经济水平和国民收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博士生却越来越不吃香，在学业和生活上面临诸多尴尬。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个别博士生的耐受能力和心态问题解释上述现象，更不回避我国当前博士生培养制度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建立现代博士培养制度已有几百年，在各方面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整体系，为各自国家造就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其诸多经验，值得效仿。例如，比之于欧美国家，我国高校里有相当多的“在职”博士生，这个队伍由各级行政人员、在校教师、民营企业家等组成，这就直接造成了导师指导学生过多，无法一一过问，甚至见面都难的弊端。倘若我们今后在政府机关和其他国家单位中破除提拔条件中华而不实的“惟学历论”，既可使这些人员更专心地关注本职工作，也减轻了博士生导师的负担。
又如，在欧美高校中，博士生导师配有专职秘书，还可以选择几名博士生担任自己的助教、助理研究员，计算工时，发放报酬，其他未被专门聘用的博士生，导师不能随便令其为自己不计报酬地卖力干活。我国高校的相关经费近年来有很大增长，完全可以借鉴这一制度，既能使导师合理利用资源、集中研究力量，也使出力的学生得有回报，维护了他们的权益。这就可以避免如今一些导师让博士生干大量私活的局面。
欧美很多高校还规定，教授要想招博士生，自己先要有如何培养博士的成型想法，并且手中须握有研究课题、项目经费，而课题和经费的分配有一套成熟、科学的制度，保证能够把相关资源分配到最前沿、最有价值且最具社会效益的项目中去。陈旧保守、固步自封、脱离时代的教授，是无法获得课题、也招不到学生的。我们如能引入该制度，必将有效地减少当今博士生普遍反映的导师研究水平落后、自己学不到任何前沿新知的现象。
总之，只有当博士生培养制度重返其本来面目之时，博士生才能真正摆脱尴尬处境。